在合肥某家亲子鉴定中心的接待室里，一位中年男子情绪激动：“我凭什么需要她同意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！”而在另一间咨询室，一位年轻母亲忧心忡忡地询问：“如果孩子父亲偷偷做了鉴定，这合法吗？”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合肥的鉴定机构上演，折射出亲子鉴定中最为棘手的难题——必须双方同意吗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实则牵涉法律条文与伦理情感的复杂交织。
 

　　
 

　　从法律视角审视，我国现行法规对亲子鉴定的规定呈现出微妙平衡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：“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，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。”这一条文虽未明示需双方同意，但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要求双方知情同意方可启动鉴定。在合肥各级法院审理的亲子关系争议中，未经对方同意的私下鉴定结果往往不被采纳为单独证据。

　　

　　然而，法律也存在例外情形。当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鉴定，而另一方已提供必要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可能存在疑问时，法院可根据《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推定主张成立。这种法律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既保护了亲子关系真实性价值，也防止了权利滥用。2021年合肥蜀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，男方提供多项间接证据后女方仍拒绝鉴定，法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男方的推定。

　　

　　转入伦理层面，问题变得更为复杂。亲子鉴定触及人类最深层的情感联结——身份认同、家庭信任与血缘纽带。在合肥这座快速现代化的城市，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个体权利意识不断碰撞。一位合肥师范大学伦理学教授指出：“单方面进行亲子鉴定，本质上是将知情权凌驾于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之上，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情感伤害。”
 

　　
 

　　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，已成为合肥伦理审查的重点。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科接诊的案例中，不乏因私自鉴定导致青少年心理创伤的情况。一个十五岁合肥少年在意外得知自己系“非婚生子”后，出现严重身份认同危机，学业一落千丈。这类案例促使合肥多家鉴定机构自发强化伦理规范，拒绝可能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鉴定请求。

　　

　　法律与伦理的张力在具体情境中尤为明显。设想一位合肥男子，基于子女外貌特征产生合理怀疑，却遭配偶坚决反对。他面临艰难抉择：尊重配偶意愿，可能长期承受疑虑煎熬；单方面鉴定，则可能摧毁家庭信任。这种情况下，合肥多位法律与伦理专家建议采取渐进式解决路径：先寻求专业心理咨询，再考虑家庭调解，最后才诉诸法律程序。
 

　　
 

　　从合肥的实践来看，平衡之道或许在于区分情境与强化程序正义。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鉴定，应坚持双方同意原则；而在离婚财产分割、继承权争议等情形中，则可适当放宽标准。同时，合肥正在探索的“鉴定前置咨询”和“鉴定后心理支持”模式，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。

　　

　　归根结底，亲子鉴定不仅是寻找生物学真相的技术过程，更是关乎家庭伦理与社会信任的深刻命题。在合肥这座千年古城迈向未来的进程中，我们既需要法律来划定行为的边界，也需要伦理来滋养社会的温情。真相与信任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是需要在具体情境中精心平衡的价值。当科技的锋芒触及人性的柔软处，或许我们最需要的，不仅是知道“可以怎么做”，更是思考“应该怎么做”。